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57岁的张定宇本人身患绝症，妻子同为医护被感染，他却顾不上照顾妻子，在抗击疫情最前线奋战了30余天，无疑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他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如果你的生命开始倒计时，就会拼了命去争分夺秒；同时，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丈夫。我们结婚28年了，我也很害怕，怕她身体抗不过去，怕失去她！”
金银潭医院在武汉北三环边，记者走进门诊部大厅，角落处正在维修，墙面斑驳，地上还落着些灰。这座医院看起来不太起眼，却被称为“全民抗疫阻击战最早打响的地方”“风暴之眼”。它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院长张定宇是武汉最早统筹治疗救治的人之一，组建隔离病区、采样检测、动员遗体捐献、推动尸检，为了解病毒、救治病人创造了条件。
张定宇的办公室在行政楼三层，楼里没有电梯。对他来说，上楼梯很费劲。他身患渐冻症，脊柱神经出了问题，双腿肌肉萎缩，几乎没有支撑力。前几个月，他跛着走，还能迈出步伐，上楼梯时同事上前扶，他还会拒绝：“不用，我自己来。”最近，他只能走小碎步，胸向前倾，踉踉跄跄往前踮，也就不再拒绝同事的帮忙。一段十几阶的楼梯，在别人搀扶下，要走三四分钟。
金银潭医院能顶住“风暴”，为其他医院提供经验，并非偶然，是张定宇在每个环节都“快了一点点”，才阻击了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今年4月，张定宇被提拔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有人质疑：“凭什么？好像没做什么大不了的。”言下之意，他只是个院长，为何能升到省卫健委领导。
法医刘良听到后，为他叫屈。“张定宇和所有院长处理同一种紧急情况，但没人做到他那样。”刘良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疫情早期，刘良认为尸检能了解病毒的影响，找到多家医院想做解剖。“所有人都说做不了。当时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病毒，解剖风险非常大，一旦病毒泄漏，可能造成更大规模感染，这个责任太大了。”他辗转找到了张定宇。
“我记得你！”张定宇说。20多年前，张定宇还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工作时与刘良有业务往来，刘良不记得他了，张定宇倒是能记住接触过的医务工作者。张定宇肯定解剖的意义，但他是搞临床的，不太懂解剖病理，就问刘良：“这个能保证安全吗？”刘良做了几版方案讲解，张定宇记下解剖所需的条件：负压环境防止病毒外泄，设备尽可能少，以免搅动空气造成病毒传播……
2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同意解剖事宜时，张定宇已做不少准备，立即将一间负压手术室作解剖室用，还动员遗体捐献。当天，刘良率团队在金银潭医院进行全球首场新冠肺炎遗体解剖。事实证明，病理解剖解释了关于呼吸道的疑惑，为接下来的救治提供了关键参考。
回忆惊心动魄的那几个月，刘良很感慨：“在那种情况下，最关键是谁愿意突破。很多人等着‘天上掉馅饼’，等政策下来再去做。但张定宇是主动想办法，很有担当。而且他不鲁莽，不是脑袋一拍往上冲，他尊重专业人士，问清楚才去推进，有勇有谋，我非常感谢他。”
最近，张定宇为应对复工复产后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专门腾出了医院的南楼。疫情期间，他把每栋楼的每层设为一个病区，每层由一名中层干部负责，他们就叫病区主任。确立病区也是他“快半拍”的结果。
去年12月29日，金银潭医院收治首批患者，那时病因不明，张定宇怕这病传染力强，赶紧让人清空一栋楼作消杀，备好床头柜、凳子等。刚备好，病人就急速增加。那些天，他常盯着统计床位的电脑系统，“哗”一声，一层楼就满了。张定宇说：“自己只是‘快半拍’，尽量在心理上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局势逼迫我们做决断。”
张定宇是在2013年成为金银潭医院院长的。在老员工心中，他和前几任院长都不一样。
余亭是金银潭医院结核科主任，在这家医院工作了20年，疫情期间担任南四病区的主任。他说：“张院长搞业务出身，任何业务都唬不了他。”张定宇参加工作后又在职读博，取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博士学位，刚到金银潭医院任院长时就抓学习，让医生护士学临床指南，逼医生考职称。余亭记得：“当时我还是住院医师，他一来，我整个人都变紧张了。”大家常参加考试，不及格就脱岗学习，不得看诊。余亭笑称：“这很没脸的！”张定宇建立科研平台GCP（国家药物临床实验），让医生做研究、发论文。余亭就在这个平台做了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的研究，运用到临床后效果很不错。
医院的业务水平和应急能力提高了，才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扛住了“风暴”。
“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托起信心与希望。”因患渐冻症，他的腿一瘸一拐，夜以继日地与病毒赛跑。他是一个做指挥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个拼命的战士。《湖北日报》评价说：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却要为患者、为社会燃起希望之光；他阻挡不了自己的病情，却用尽全力去把危重患者拉回来。他的双腿已经开始萎缩，但他站立的地方，是最坚实的阵地。”
基辛格曾说过：“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张定宇用他的勇敢，他的奉献，他的担当，他的智慧，完美的诠释了中国脊梁！
